毋庸讳言，四年来，关于“房产税”或“房地产税”持续不断的热议，本身就已经说明这一税种的特殊性。问题或在于，之前关于“房地产税”开征的理由，主要是“降低房价论”与“公平论”，至于房地产税开征后是否真的能降低房价，或者有助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公平，遏制国民之间收入分配悬殊的趋势等问题倒在其次。至少这些主张征税者知道，房地产税的征收意味着国民个人财富的减少，税收是一种“必要的恶”，征税的必须理由站得住脚。而且，目前政府用税的效率不高，合意性比较低，因之不能赤裸裸地征收，得努力寻找一些可以放在台面上的说法。直言之，之前主张征收房地产税者尽管几分伪善，但知道目前征收房地产税的理由有些牵强。

遗憾的是，房地产税法被列入立法计划之后有些媒体抛出的“鹅叫论”，显然令国人惊诧莫名、大跌眼镜了！岂不知“鹅叫论”出自17世纪法国财政学家科尔伯（Colbert，1619-1683）之口，在他看来，财政这套玩意，只是“拔最多的鹅毛，听最少的鹅叫”（Plucking the goose with as little squealing as possible）。关键是，当时法国正处于封建剥削时代，科尔伯鼓吹的是一种财政剥削理论，仅仅把税收当做一种敛财的技术工具而已。在科尔伯眼里，百姓就是鹅，剥削者就是养鹅的人。因此，杀鹅、吃鹅、卖鹅，还是拔鹅毛，一切皆在于主人的好恶与意志，核心在于，鹅能不能给主人带来丰厚的利润。问题是，就是主张“鹅叫论”的法国，1789年就爆发的法国大革命，就是因为严重的税收拔毛不公，鹅叫痛苦之至所致。

史载，大革命前夕，第一等级、第二等级虽然多已失去领地，但却不交税，又有特权，享有年金。封建专制国家就把沉重的财政负担统统转移给第三等级。而第三等级要交的租税，据托克维尔统计，就有军役税、人头税、念一税、年贡、劳役、附加税、注册税等等——法国成为一个主要靠穷人纳税的国家。难怪当代美国税法学家查尔斯•亚当斯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税收在中世纪并一直到现代社会，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。在英国内战、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，税收问题都是最重要的，甚至连儿童的学校教科书都关注税收问题。”

其实，西方如此，中国历朝历代的兴亡同样如此，比如秦二世、隋二世而亡，皆因赋税之痛太甚。

道理就在于，在此种“鹅叫论”，“只要你收税收得多，而不至于惹乱子，这便算办税能手”。但问题是，“流弊所及，凡是办税的人，俱以掊克为能，以聚敛为尚”（崔敬伯语），逻辑上，都会走上横征暴敛、竭泽而渔的绝境，最终引起纳税者的反抗与革命，引发系统性的税收风险。

由此可见，“鹅叫论”当休矣！

       当然，“鹅叫论”只是一种打比方的税法，意即征税也要讲究艺术。问题是，税收毕竟是一种“必要的恶”，而且，不论是在封建专制时代，还是在现代民主时代，都是如此。因为，税是国民用来从政府那里交换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价款。本质就在于，有两种根本不同的“鹅叫”效应：一种是“痛，并痛着，等待鹅毛换回的糟糠活下去”；另一种是“痛，并快乐着，等待享受鹅毛换回的福利幸福地生活”。